编者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son）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今天显得更为丰富、深邃、有力。正因为詹姆逊的存在，这一传统不仅没有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停滞不前，相反却焕发出勃勃生机。詹姆逊1998年的新作《文化转向》即是明证。书一出版，即好评如潮。佩里·安德森称此书为“黑夜中熠熠闪耀的镁光灯”。这部著作是当今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的诊断性寓言。它保留了作者的一贯风格，纵横开阔而又细腻周到，然而，它又更加敏感，更加辛辣。詹姆逊早已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兴趣，但直到最近，陈永国博士才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詹姆逊研究的专著。这里，我们将中国社科出版社同时推出的这两部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评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中国的关系非同寻常，对詹姆逊来说，中国既激发了他的灵感，也寄托了他的理想。
詹姆逊是美国当代最具挑战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一，他在文学批评上所建构的强有力的政治性理解，使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北美人文知识界独树一帜。詹姆逊又是一位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近20年来他密切关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新趋向，不断扩大研究对象，在后现代文化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和《政治无意识》（1981）被伊格尔顿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这三部著作奠定了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地位，尤其是《政治无意识》的出版，是使詹姆逊成为西方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重要标志。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修正和完善了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里有关意识形态本质以及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兼容性的思考，建构了一种超越模式与历史、文本和社会之间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
在该书中，詹姆逊的基本思想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批评对其他解释方式或系统的包容性，也就是通过“符码转换”，使各种批评方法从根本上历史化。“政治无意识”一词是詹姆逊的创造，在这个概念中，政治因素居于优先地位，但它同时又处于文本最深层的无意识状态。詹姆逊把“叙事”界定为社会的象征行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就是运用社会集团、阶级的观点解读和阐述叙事文本中潜在的欲望和幻想。由此，“政治无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研究视野，正如詹姆逊本人所说，《政治无意识》具有方法手册的性质，意识形态分析是它的目标。接下来该书用这个理论框架对文学史上著名的和有特色的叙事作品如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的小说作了细致的阐释，充分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叙事作品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异质和矛盾。书中最后结论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应将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阐释学和肯定阐释学结合起来，即同时承认文学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
1984年，詹姆逊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这篇文章可视为詹姆逊介入后现代论战的宣言，该文后来被收入1991年出版的同名专著。在这篇长文中，詹姆逊借鉴了经济学家曼德尔的历史分期方式，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构成了詹姆逊整个后现代思想的基石。与此同时，詹姆逊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变化，他不再限于20世纪文学批评和相关的叙事领域，而涉足音乐、绘画、电影、建筑以及大众文化等各个方面。1998年，詹姆逊的又一本新书——《文化转向》出版，这是他研究后现代的最新成果。该书集中了他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十年对后现代问题的认真卓越的思考，被佩里·安德森称为“至今詹姆逊在研究后现代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全书由八篇论文组成，主要围绕后现代问题展开论述，涉足的范围更加广阔，从历史到哲学，从文学到绘画、音乐，从影视到广告、MTV，从房地产、股票市场到洛克菲勒中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景观。
在《文化转向》中，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特征作了新的阐发，进一步指出了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的同谋关系，后现代的美不再处于自律状态，而是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同时他特别谈到了后现代性中形象取代语言的问题，他认为，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形象生产。随着电子媒介和机械复制的急剧增长，视象文化已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存在形态。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文化转向》第108页）在这本书中，詹姆逊对后现代的态度也有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与他最初作为一位文化病理学家的姿态研究后现代时所表现的对历史感消失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某种沮丧不完全相同，他是以一种清醒的辩证的眼光来关注后现代的。他既反对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景观作为社会式微的最后征兆加以指责，也反对将它们作为新的工业技术和专家政治的乌托邦预兆加以欢呼。他相信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对将来产生比较强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将“历史的终结”这一口号解释为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的开始。
从《政治无意识》到《文化转向》，詹姆逊实现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从早期对文学艺术形式的分析，对卢卡契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果的评述以及对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理论的辨析，一直到分析叙事作品深层心理结构的政治无意识，为第一阶段。尽管这一时期詹姆逊的思想有所发展，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学批评。从“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开始，包括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一直到这本《文化转向》为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詹姆逊进入后现代领域，并形成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对于詹姆逊的这一转变，西方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的变化之快感到惊讶（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莱特），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詹姆逊的这些著作，纵观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就会感到，詹姆逊的这一转变正是一个关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必然发展。
詹姆逊身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诚信念，二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明确认识到，当今社会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当今的文化产品也与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乃至与60年代的文学艺术有很大差异。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正在按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运作，后现代文化几乎渗透到所有日常生活和知识领域。为了更好地解释和回答当今的文化现象，当代批评家所采用的批评策略和批评视野就必须随之改变，只不过这种转变在一贯注重研究文学和文化现状的詹姆逊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是詹姆逊进入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现实根据。同时，我们看到，在詹姆逊的研究视野发生转移的过程中，有一根本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他的历史眼光和辩证方法。詹姆逊多次表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不相悖。后现代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的变异，当代社会的抽象程度也许比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半工业半农业的社会更接近马克思所构想的模型。詹姆逊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理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后现代文化的。他自己说，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又一贡献（《文化转向》第33页）。可以说，詹姆逊的这一转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后现代结合的一个勇敢的探索。也许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好的坚持。
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所阐述的那种具有鲜明政治视域的批评方法，也对詹姆逊关于后现代特征的理论阐述有保留意见。但在阅读他的著作中，我们经常被詹姆逊的博学和睿智的思辨所折服，同时我们逐渐认识到詹姆逊这种不断追求知识和现实结合的精神代表了当今批评的新方向，而这种结合对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相当深刻的启迪意义。
